原创1961年男子盗窃800两黄金隐藏19年因老婆一举动暴露

  原标题：原创1961年，男子盗窃800两黄金隐藏19年，因老婆一举动暴露

  这是一家大型国有工厂，神秘的615代号背后隐藏着它的实际身份——沈阳造币厂。

  这天是星期六，厂里上班的工人本来就不多，加上东北的阳历三月气候十分寒冷，工人们5点半下班后便早早回家，厂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了，显得十分静谧。

  突然，厂房的大门开了一条缝隙，一个黑影挤进了厂房，随后轻轻掩上大门，黑影不敢开灯点火，只好蹑手蹑脚地在黑暗里跌跌撞撞地摸索，走了大概50米左右，摸到了一道墙壁。

  黑影用手指轻轻敲了几下木板墙，俯首帖耳听了片刻，如此重复几遍，确认对面没有反应后，从兜里掏出一把工具，撬开一道木板，缩着身子钻进了包装组的厂房。

  包装组的厂房也很黑，黑影伸手到处摸索，不一会摸到一层苫布，他掀开苫布，用力把最后上层垛着的一个沉重的木箱抱到地上，先是剪断了木箱外的铁丝，又掏出一只羊角锤小心翼翼地撬起了箱盖，“嘎吱，嘎吱”，撬木箱的声音在静谧的暗夜中十分清晰。

  过了几分钟，一个长条木板被撬开，黑影把双手伸进木箱里，摸出两锭沉甸甸的东西。

  黑影心中一阵狂喜，这正是自己要的东西，他把东西用绳子绑好，掖在裤腰里，绳子挂在脖子上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离开了厂房……

  615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的组长郭家惠正在办公室处理一些杂事，一名叫高兴贵的工人突然急慌慌地跑到郭家惠跟前，大声喊道：“大事不好，100号被盗了！”

  高兴贵看出了郭家惠的疑问，瞪大眼睛，嘴唇哆嗦着说道：“真的！金子丢了！”

  我的天！郭家惠心中暗叫一声，立即带人跑到包装组的车间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：

  只见木板间的壁墙上开了一个洞，一只木箱放在地上，箱上的铁线已经被弄断，箱盖被撬开一道木板，一堆绿色的包装纸被胡乱扔在地上，黄色的稻壳散落了一片。

  郭家惠的心沉到了谷底，他抱着最后一丝侥幸，探头往箱子里一看，只见箱里的稻壳堆中出现了两个深坑：两块金子真的不见了！

  片刻之后，郭家惠清醒过来，急忙跑去向厂领导报了案，厂领导一听，大叫一声不好，立即拨通了沈阳市公安局的报警电线个小时后，数十名公安局民警带着警犬来到了615厂的黄金失窃现场。

  经过一番现场勘查，警方基本确定这是一桩重大黄金盗窃案，犯人应该是通过木板间壁墙的洞进入车间，盗窃走了黄金。

  考虑到615厂是国有造币厂，一向守卫森严，外人几乎不可能进入，也不可能熟知工厂环境和存放黄金的位置，警方初步判断是内部人作案，也就是监守自盗。

  鉴于此案事关重大，615厂和沈阳市公安局分别向上级做了汇报，消息很快传到了国务院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得知后十分震惊，立即向周恩来总理进行汇报。

  周总理听说后也很震惊，批示公安机关务必格外的重视，迅速破获这起黄金失窃大案！

  1960年3月，对外贸易部一名叫王倬的男子曾伪造周恩来的签名，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了20万元巨款，现在仅仅过了1年，沈阳造币厂就发生了800两黄金被盗案，而且很可能是造币厂内部职工监守自盗，周总理怎能不雷霆震怒？

  沈阳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，抽调数十名精兵强将，直接进驻615厂，在厂保卫科的配合下，开展声势浩大的案件侦破。

  专案组对615厂干部职员进行了大范围的询问，让所有人员说明自己最近36小时的活动情况，交代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全天24小时干什么去了、见了什么人、有哪些人可以作证，重点又放在星期六的晚上。

  高兴贵是包装组的工人，时年23岁，来615厂不到2年，最近正在谈恋爱，手头比较紧，他熟悉包装车间环境和黄金存放情况，具备作案动机，也拥有作案条件。专案组分析认为，他第一个发现黄金失窃并告知组长郭兴惠，很可能是借此掩饰自己的案犯身份。

  与高兴贵相似，29岁的郭兴惠也拥有作案条件，星期六那天他正好上班，还是最后一个离开包装组车间的，案发之后又是他第一时间找到厂领导报案，这让他成为重点怀疑对象，尽管郭兴惠是预备党员，工作一贯踏实努力，但这不足以证明他的清白。

  1961年3月18日晚上，郭家惠处理完一天的工作，来到包装组工作的车间。这样一个时间段工人都已经下班了，他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对产品做清点，十几只箱子垛成堆，最上边的一个箱子里有4块金子，其中两块是1960年的剩余产品，刚刚配好装。

  木箱表面经过铅封，再用铁线打成十字花形，包装得很结实，郭家惠在清点箱子时，对这个100号产品格外打量了一眼，确认一切没有差错，才关灯锁门回家了，至于整个星期天，他一直在外想办法给孩子们找吃的，根本没来厂里。

  这番话没能洗脱他的嫌疑，他和高兴贵一起被当成怀疑对象，厂里认为两人不老实交代问题，态度恶劣，把两人关了3个月禁闭，郭家惠被撤职，预备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。

  贾清吉从小就在615厂工作，对厂里十分熟悉，被人们称为”厂通”“活档案”，后来调入保卫科干起了护厂工作，因为工作认真，被称为“看厂虎”，他发现厂里的保卫工作有很多疏漏，就连金银库的门锁都是一碰就开，为此多次给厂领导提意见，大声疾呼：“厂里再不警惕，要发生大事情！”，甚至跑到保卫科高喊：“你们失职！”

  就在黄金失窃案发生前两天，贾清吉被调离保卫科，派去车间干活去了。案件发生后，厂保卫科在配合专案组调查时，却把贾清吉列为了怀疑目标，领导认为他熟悉作案环境，作案十分便利，而且胆子大，对岗位调整不满，具有作案动机，很可能挟私报复盗窃黄金。

  专案组再度对现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勘察，尽管现场被严重破坏，取证十分困难，但在科学仪器的配合下，专案组还是有了两点重要收获：

  一是成功提取了作案者留在现场的脚印，判断是棉鞋，鞋底钉有胶掌，39至40码左右。

  二是从捆木箱的铁线被拧断的痕迹判断，作案者使用的作案工具是一个铁把的羊角锤。

  在那个没有监控录像、没有电脑的时代，现场的指纹、脚印、作案工具痕迹都是十分重要的破案线索，这两项线索的取得无疑是极大的利好消息，专案组的同志信心倍增，很有把握地对厂领导说：“有了这两点，我们就能破案！”

  可惜的是，个别厂领导保密意识太差，两点线索的消息很快传开，成功打草惊蛇，厂里派人到职工家里寻找胶底棉鞋，鞋子收了好几大筐，一无所获；后来又派人挨家挨户收锤子，甚至动员职工主动上交，闹得全厂鸡犬不宁，结果跟搜鞋子一样。

  既然金子没丢，那就没必要继续查了。不久之后，庞大的破案指挥部被撤销，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也撤走了，厂里负责协助破案的小组也随之解散了。

  但是615厂的所有职工都知道，所谓“金子没丢，计算错误”只是一个掩耳盗铃的谎言。

  不然的话，作案现场是怎么回事，难道是有人故意恶作剧吗？而且，包装车间的工人都知道，箱子里那两块1960年剩余的金子，确确实实不见了。

  为此，615厂特设了一个长期存在的100号专案组，表示绝不放弃破获这桩惊天大案。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，“100号黄金失窃案”不时被拿出来调查，每次动静都很大，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真正的案犯始终没被抓获，直到19年后才被侦破。

  1980年4月，当“100号黄金失窃案”真正的案犯身份被公布于众时，615厂的所有职工都难以置信地惊呼：这不可能！案犯不可能是他！

  不少615厂的干部职员都相信，黄金失窃案的真正案犯应该就是内部职工，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，这个案犯竟然如此大胆，一直潜伏在615厂内部，更想不到这个案犯会是厂里红得发紫的人物——生产管理科科长关庆昌！

  关庆昌究竟是如何实施盗窃的？19年来，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调查，他是如何隐匿自己的犯罪行为的？当真凶亮相时，人们为何如此震惊？这要从关庆昌这个人讲起。

  关庆昌是辽宁抚顺人，年轻时好吃懒做，是个流氓无赖，因为在伪满师范学校读过几年书，有点文化，进入“伪满洲国”抚顺市警备队当了一名文书，算是小半个“汉奸”。

  解放之后，沈阳造币厂被收归国有，面向社会招工，狡猾的关庆昌壮着胆子应聘被录取了。在接受政审时，关庆昌隐瞒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，在他的档案里，组织部门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：“历史尚未搞清，工作需要调离，目前监视使用。”

  但关庆昌始终标榜自己是“忠诚老实”的，他厚着脸皮在“有无问题，是否将问题交清，有无隐瞒”一栏内，工工整整地填写了这样一句话：

  关庆昌很擅长隐藏自己，他进入615厂工作后表现地唯唯诺诺，埋头苦干，就像一个老实人，时间一长，厂领导忘了他是一个“历史尚未搞清，工作需要调离，目前监视使用”的人，反而将他提拔重用，让关庆昌担任了生产管理科副科长，走上了重要岗位。

  但关庆昌的本质始终没有改，他不领的恩情，反而怀念伪满政权和的统治。从1960年开始，我国遇到了空前的自然灾害，苏联又背信弃义撤走全部援助，国家困难重重，把握机会，到处散播的消息。

  关庆昌道听途说这些消息便信以为真，他觉得撑不下去了，自己守着这么多金疙瘩，不如趁机捞一笔横财，等将来大陆变天，就能一跃成为富翁，一辈子吃香喝辣，可615厂保护森严，想打黄金的主意没那么容易。

  黄淑珍是个普通妇女加文盲，目不识丁，天下大事啥也不懂，却是一个十足的吝啬鬼，一向爱财如命，她夏天吃完冰棍儿，木棍儿都不舍得扔，而是带回家去烧火，省劈柴钱，关庆昌想办法把黄淑珍调到615厂的电解车间，鼓动黄淑珍偷金疙瘩、金耳子等边角余料，没用多久，她偷回家的黄金余料就攒了1斤多。但这1斤多金子关庆昌根本看不上，因为纯度太低，根本换不了几个钱。贪婪的关庆昌要的不是细水长流，而是一夜暴富。

  到底怎么样才可以一夜暴富呢？必须干一票大的！关庆昌把目光投向了100号黄金。

  作为生产管理科副科长，关庆昌知道615厂的黄金生产计划，也知道成品黄金存放地，为了实施盗窃，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，观察安全保卫的漏洞，谋划行动路线，计算行动时间，策划作案手法……一个罪恶的计划逐渐在他心中形成了。

  经过长时间的缜密准备，关庆昌终于迎来了一个大好的机会。1961年3月中旬，“看厂虎”贾清吉突然被调离保卫科，没了这个“拦路虎”，关庆昌立即决定实施盗窃计划。

  3月18日是个星期六，上班的工人不多，关庆昌先是安排老婆黄淑珍去包装组打探黄金是不是真的存在车间，黄淑珍在下班前跑到包装组的车间，装作和好姐妹串门唠嗑的样子，正好看见工人们用苫布把一箱箱金子盖上，回去便迅速报告了关庆昌。

  晚上6点，厂里工人全下班了，天色也全黑了，关庆昌拿出作案工具——一把羊角锤，一根绳子、一副手套、一件雨衣，到了生产科办公室，把作案工具藏在自己的抽屉里。

  等戏演够了，功夫做足了，关庆昌迅速跑回办公室，戴上手套，披上雨衣，整个人捂得严严实实，谁也认不出来，才在夜幕掩护下，按照既定行动路线前往作案现场。

  从离开家到盗窃再到回到家，关庆昌的整个作案过程仅用时20分钟，跟预计时间几乎一致，可谓迅速至极，也足见他的策划之缜密。

  舞场里，干部职员们正在优美的旋律陪伴下翩翩起舞，关庆昌来到舞场却不下场跳舞，而是站在一旁当观众，还做出一副悠闲自得的神态，频频向看到自己的人点头微笑，招手致意，一直到大家尽兴而归，他才跟着一起离开舞场……

  不用说，这又是关庆昌的一个计谋，他故意抛头露面，就为了让跳舞的人都知道关庆昌在星期六晚上来舞场了，从而制造自己没有做案时间的假象。

  5点下班，6点浴池洗澡，6点30分左右到舞场，一直呆到10点钟，跟跳舞的邻居一起回家，路上还碰见一对夫妻吵架，自己上前劝说，事事都有人证，严丝合缝。

  关庆昌很清楚自己只在浴池洗了5分钟就走了，他担心有人记得清楚告诉警察，导致后面关键的20分钟去干什么不好交待，便说自己洗完澡后去理发了，但一连找了几家理发馆，都因为周末店里人多，他没耐心等着，所以没理成头，也没人看见自己。

  但关庆昌还是高估了自己，百密难免一疏，他在现场留下了鞋印，以及羊角锤压撬木箱的痕迹，留下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线索，只是这两个重要线索被个别愚蠢的厂领导提前泄露，关庆昌及时做了应对，他让老婆黄淑珍把作案时穿的棉鞋迅速改做一番，还刻意穿在脚上，在众人面前走来走去，甚至不时亮出鞋底让别人看，表明为人清白，毫无畏惧。

  至于那把羊角锤，关庆昌听说要收，便跑到远处一所学校，把羊角锤扔进了厕所里。

  当专案组被撤销，警方全部撤出615厂时，关庆昌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，与此同时，他也在内心默默给自己点了1万个赞：自己干的实在是太漂亮了！

  不得不说，关庆昌真是一个相当厉害的角色，他并没有因为成漏网之鱼而得意忘形，而是从始至终保持高度的警惕，他估计到了“反侦查斗争”的长期性和艰苦性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掩饰和伪装上，对领导他是“点头哈腰，唯唯诺诺，坚决拥护”，对群众是“见人三分笑，不说好，也不说坏”，总结成一句话——“尊重领导，团结群众”。

  另外，关庆昌把自己伪装成一个“不忘本的穷苦百姓”，义务劳动抢着干，日子过得很辛苦，一件棉袄穿了十多年，一件毛衣补了100多块补丁还不舍得换，他经常脱掉自己的外套，露出全是补丁的衣服，故意在人前走来走去，显示自己“穷苦劳动人民的本色”。

  兢兢业业、吃苦耐劳、艰苦朴素、与人为善的老好人在我国一向很有市场，当然没人说他们的坏话。在年终评定时，不管领导还是群众对关庆昌都很满意，谁都想不到他竟然会做下盗窃800两黄金的惊天大案，关庆昌反而被提拔为生产管理科科长。

  关庆昌知道这些黄金是工业制品，纯度太高，根本不能拿出去卖，所以这些黄金自从到了关庆昌家中，便成了他的一个心病，今天放筐底下，明天放炉膛里，埋地下怕掘地，放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，天天提心吊胆不知道怎么办好。

  想来想去，关庆昌还是决定把黄金装进一个大坛子里，埋在院子里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他还在院子里栽了一棵树，让树荫遮挡住埋金子的地方，因害怕被人发现异常，关庆昌极少跟外人交往，每天都要锁闭大门，每天都要去埋金子的地方看一看才踏实……

  19年的时间里，关庆昌多次想要把金子熔炼处理，想办法变现，却因为缺乏工具和手段，一直没能得逞，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，国家放开贵金属市场，开始大幅度提升金银收购价格，关庆昌觉得风口不在，便想拿出一块金子来试水，于是安排老婆黄淑珍到中国人民银行出售金子，却没想到正是这一招让自己露了馅……

  上午9时许，一个妇女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，来到7号窗口前。

  妇女警惕地打量着四周，故意压低声音，一脸神秘地说：“我有点金子想出售。”

  当时，中国人民银行正在依照国家政策面向社会收购黄金，价格很高，不少群众来银行卖黄金，管凤昆没起什么疑心，请妇女拿出黄金，进行称重鉴定。

  妇女听后小心翼翼递来一个包袱，管凤昆拎起包袱，心里一沉：这里面如果是黄金，少说也有好几斤，这么多黄金一般人绝对拿不出来，这金子从哪里来的？

  警惕的管凤昆没有露出任何惊讶的神色，只是让妇女等一会，随后便将包袱拿去里面，向值班领导作了汇报。

  领导仔仔细细地观察了妇女带来的黄金，金子成色很足，不像是民间常见的工艺黄金，而且是成块的，有明显的切口，像是从一大块金子上切下来的，称了一下有3斤多一点。

  上世纪80年代初，全国职工的年平均薪资是762元，一名国企正式职工不吃不喝，要挣整整30年，才能挣到23000元！而当时的粮价是每斤0.138元，猪肉每斤0.75元，鸡蛋每个0.05元，这23000元可以一次性购买16.7万斤粮食，或者3万多斤猪肉，或者46万枚鸡蛋！

  这么一算，23000元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，而一个看似普通的妇女却能一下子拿出3斤黄金，手中有可能有更多的黄金，怎么能不让人震惊？怎能不让人怀疑？

  银行领导十分警觉，立即向上级汇报，并向沈阳市公安局报了警，沈阳市公安局当机立断，先让银行暂时稳住这名妇女，打探妇女有关情况，同时派出警力向银行赶去。

  管凤昆不动声色地回到柜台，对妇女说：“您这块金子价值23000多元，钱很多啊，拿着不安全，不如直接存在银行吧！”

  妇女一听很高兴，立即点头答应，她把23000多元钱分成若干部分，分别办成了几张定期、活期存款的储蓄单，然后把剩下的60多块钱零头揣进裤兜，准备离开。

  “大姐，看你这么累，先歇一会，喝点水再走吧！”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热情地说道。

  妇女犹豫了一下，眼神不自觉地向坐在营业厅座椅上的一个男人身上扫过去，随后便答应了。

  过了一会儿，妇女准备起身离开，工商局的女干部说：“大姐，你身上带着钱，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我有车，我送你回去吧！”

  正当她准备离开时，办公室突然进来了几个男同志，直接向她亮明了身份：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的警察。

  副局长李广军立即对妇女进行了严厉的盘问，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家住哪里，家里有哪些人，这么多高成色的工业黄金从何而来……

  在民警声色俱厉的盘问下，妇女支支吾吾，很快就招架不住，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家庭住址和家庭情况：“我叫黄淑珍，是615厂的职工，我的丈夫叫关庆昌，是615厂的生产计划科科长，这黄金的来源……我不清楚，你们还是问他吧……”

  李广军大吃一惊，立即联想到1961年轰动全国的615厂黄金失窃案。615厂，黄金，关庆昌……难道妇女出售的这块黄金，就是来自19年前的那桩悬案不成？！

  为防打草惊蛇，李广军没有盲目行动，他叮嘱民警继续密切监控关庆昌的行踪，同时召开紧急会议，安排部署了抓捕方案。

  黄淑珍到中国人民银行出售黄金时，关庆昌很不放心，一直在后跟随，营业厅里那个神秘的男子就是他，当他看到妻子顺利地卖出黄金拿到钱以后，才放心地先行离开回到厂里，后面的事他就不知道了。

  关庆昌一边开会，一边幻想晚上回家之后和老婆好好庆祝一番，正幻想间，有人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回头一看是保卫科科长。

  关庆昌想了想，心里莫名地有些害怕，但想起一切顺利，应该没啥事，便跟着去了。

  关庆昌一推开会议室的门，几名威严的公安民警一下子映入他的眼帘，他立即明白一切都完了，自己的黄金梦破灭了！

  关庆昌下意识地转身想走，但门口已经被两名警察拦住了，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关庆昌控制住，随后立即带他回家，在关庆昌的家中搜到了两块重达77斤的黄金！

  机关算计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1980年10月，关庆昌被判处无期徒刑，这个潜伏19年的800两黄金盗窃案主犯付出了应有的代价，受到了法律严惩，而他冒着巨大危险盗窃的800两黄金分毫未损地回到了国家手中，正所谓“一切重归零，到头一场空！”